文｜杰克·戈巴克（Jake Grumbach）;露丝·贝林斯·科利尔（Ruth Berins Collier）
正如我们多年来一直被告知的那样，美国正面临着一场民主危机。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1月6日“未遂政变”的一周年之际，答案可能是显而易见的：这场危机可能最明显地体现在共和党的转型之上。共和党放弃了决策角色，转而追求权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党有意利用脆弱的州级机构来压制选票，以不公正的方式划分选区（gerrymander districts），并允许党派人士推翻民众的投票。
但是，为了理解美国民主倒退的威胁，我们必须理清对当代危机的各种解释。从近因（proximate）解释到结构性分析，这些解释都非常重要。虽然大多数美国分析师都关注前者，但我们更想聚焦后者。我们尤其认为，从工业主义到后工业主义的经济转型可能不利于民主，或者至少为我们今天目睹的，民主所面临的一些重要威胁提供了解释。这种视角将对美国危机的分析置于比较的角度，让我们看到富裕的、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们面临的共同威胁，以及导致美国出现这种极端形式政变的具体特征。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令人警觉的情况是由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具体行为所导致的，他以企业家的身份通过个人魅力动员了一批追随者，并利用了美国政党体系中的空缺。关于领导作用的文献中强调了这种解释，并分析了梅特涅、俾斯麦以及希特勒对世界造成影响的传统。特朗普是一个独特的、打破常规的、大胆的、具有特殊心理的动员者。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随着他调动支持者，尤其是激发他们敌意和怨恨，对从近因解释到结构性背景等因素造成了深远影响。以一个经典图像做比喻，他的动员就像是解释因果关系漏斗的狭窄端，随着它的扩大，带来了更长期的问题。
事实上，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既是共和党变革的结果，也是变革的原因。这种变革至少可以追溯到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他的领导下，共和党成为了一个反制度的政党。正如托马·E·曼（Thomas E. Mann）和诺·J·奥恩斯坦（Norman J. Ornstein）在2016年所说的，一种“破坏性和非法化的力量”。因此，人们倾向于关注那些不那么偶然、不那么“近似”的因素。
扩大因果“漏斗”，我们就会看到制度上的争论。共和党利用了美国政治中的非多数机构（non-majoritarian institutions），而单一选区制、“赢者通吃”的立法区和选举人团制度确保了美国将成为一个两党制国家，这将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中造成最大的代表权扭曲（选票比例和立法席位分配之间的差距）。事实上，正如人们普遍注意到的那样，美国参议院已经变得越来越少数主义，因为人口中的少数人选出了大多数代表。与此同时，当代最高法院在保守的裁决中越来越多地采用“影子诉讼”，分析家们已经开始谈论一个“武器化”的最高法院。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利用了司法至上的原则，进一步削弱了基本民主观念。
这种制度背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美国高度分散的联邦制体系，在这种制度下，选举管理等民主机构由州和县政府掌握。这些级别的政府特别容易被反民主派别所控制。在一个种族越来越多样化、经济越来越不平等的国家，共和党逐渐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反民主联盟，导致该党控制的各州纷纷出现民主倒退。正如数据所显示的，州一级的民主倒退（包括极端的不公正划分选区和选民压制）并不是由州内的民意驱动的，而是由全国性的共和党所驱动的。
这些具体的美国机构，以及它们产生的权力分配和极端的代表性扭曲，显然是我们民主危机的重要因素；就像美国特有的，基于种族灭绝和奴隶制历史的独特种族主义遗产一样。但这两个方面（个人和制度），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事实上，反自由主义运动在其他不同制度的国家也出现了。美国体制的特殊性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民主危机的极端形式，但鉴于挑战已经广泛蔓延开来，我们希望进一步拓宽因果漏斗，以思考另一种更深层的结构分析。
具体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如何组织和瓦解政治团体，赋予或剥夺他们权力，并塑造他们所形成的联盟。我们认为，工业主义为建设一个由工会支持的民主联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后工业主义，或者至少是向后工业主义的过渡，则使得这样的联盟变得支离破碎。目前的问题是，面对共和党的攻击，美国应该如何组织起一个支持民主的联盟。
我们特别指出，后工业政治经济的两个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对民主构成了挑战。首先，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大众政治的结构从单一的主导“分裂”（工会组织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冲突），转变为一种围绕许多不同的竞争性分裂组织的政治模式。第二，资本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这降低了政府应对社会和经济动荡的能力。这两种发展都对民主构成了挑战，而技术则加速了这两种发展。
在提出这一论点时，我们看到自己正在与一个正在萌芽的美国政治经济共同体合作，这个共同体利用了比较和历史的视角来理解结构性力量的影响。我们的故事挑战了进步的历史观，即现代民主是一种“发展的”或“进化的”成就，会朝着更 "先进 "的结果发展。相反，现代民主可能是始于19世纪的工业主义、特定历史与政治经济的产物；它可能即将结束，并且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如果未来的民主政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考虑到这些戏剧性发展的后果。
大众政治组织
在发达经济体中，民主的黄金时代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末的工业主义时代，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分裂政治相吻合。在工会被合法化后，工会们纷纷决定参与民主政治，并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下层利益组织。我们的论点是，工会在维持大众民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它们在组织、动员和维持一种包含广泛的亲民主联盟的政治方面发挥了作用。它们能够超越其成员具体利益，在高于物质主义要求的基础上做到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会和作为其基础的工业劳动力的衰落，没有其他组织能够以类似的力量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
在西欧和美国的第一波案例中，民主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工人阶级的成就。然而，正如政治学家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所言，维持民主不仅需要保守党派的支持，也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在工业主义时期，工会成为了工人阶级主要的、有组织的发声渠道，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统一其利益，并对民主表示支持。相比之下，在后工业时期，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的声音变得支离破碎，其权力和政治效力遭到削弱，并面临着内部分裂的风险。
在工业时代，工会的关键作用是在政治舞台上，以一个可以协商问题和达成妥协的维度，
优先考虑唯物主义的要求。工会运动的主导派别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它们沿着物质主义的维度所进行的斗争相当成功，所有人都越来越富裕，最终导致凯恩斯福利下的工业民主国家达成了不同版本的阶级妥协。
《激情与利益》
正如经济学家Albert O. Hirschman在《激情与利益》（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1977）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物质利益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治思想中被视为“遏制任性和破坏性的激情”并受到拥护。在去工业化的地方；在工会退缩、不再组织或领导政治斗争的地方，以及唯物主义的进步因此而停止的地方，“怨恨和替罪羊交替统治的非自由主义政治分裂”尤其具有吸引力，这并非巧合。社会学家 Seymour Martin Lipset 在《政治人》（Political Man，1960）中也指出了激情的危险。但是，我们不接受Lipset的分析，即工人阶级特别容易产生专制态度和不宽容。例如，在拉丁美洲，是中层和上层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放弃了民主，而工人阶级则坚守着民主。尽管如此，对于那些试图动员追随者沿着不同的分裂路线前进的人们而言，怨恨的激情（Lipset 所指出的不宽容和寻找替罪羊的做法）具有另一种吸引力。
在美国，早在工会兴起之前就存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因此，美国的工会在民主化的初级进程中，并没有像在一些欧洲国家那样发挥作用。但早期的美国民主，其实并不民主；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才将选举权扩大到妇女和美国黑人。在建立这种更为实质的民主形式时，工会发挥了核心作用。
这并不是说工会一直都是善良的。我们不否认，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工会可能成为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工具。例如，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在19世纪晚期支持具有种族歧视的《排华法案》。早在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时期的学者们就曾强调，白人工人为了维持他们对黑人和移民工人的等级特权，享有他们的“心理工资”，宁愿与经济精英结盟，反对平等主义民主，这对民主构成了威胁。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二十世纪，美国工会在帮助建立多种族工人联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民主的堡垒。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工会，尤其是工业组织大会（CIO），开始在种族民主和经济民主之间建立意识形态联系，并将黑人和白人工人组织起来。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劳工联合会与工业组织大会（AFL-CIO）是《民权与投票权法案》（Civil Rights and Voting Rights act）的主要组织支持者，该法案结束了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Jim Crow）。工会在扩大民主方面的努力，源于工业时期工会的战略需要，它们看到了在一个种族分裂的社会中组织多种族联盟的需要。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1962年所写的那样:“在美国为人类尊严的斗争中，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联盟是黑人和劳工的联盟，因为他们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总而言之，劳工运动不仅在建立广泛共享的繁荣、减少整体经济不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种族群体之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越发清楚的是，工会在维护多种族民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事实上，通过围绕唯物主义政治建立政治联盟，并预先阻止种族和文化仇恨的政治等行为，现代工会对维护美国的民主仍然至关重要。最近，我们合著的研究发现，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工会减少了白人工人的种族仇恨，这有助于工会围绕共享繁荣的物质工资，而不是通过杜波依斯描述的“表明等级地位的心理工资”来组织白人工人。
因此，尽管工会在美国可能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成为了左翼最重要政党的核心选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时代的民主党，就像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以劳工为基础的政党。工会按照唯物主义，特别是“生产主义”的路线来组织和引导利益。即使在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多元主义”也包括一系列异常多样化的利益组织。对于提出政治或公共政策要求的组织而言，主要的分裂是经济分裂：毕竟，正是美国社会科学家提出，政治可以按照单一的经济左右维度进行建模。而工会正是在这“裂缝”的一端运作的，最重要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
然而，随着1970年代后工业化的出现，这些基本的利益衔接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表达了经济或唯物主义主要分歧的普遍利益结构，让位于一个围绕多条裂痕的碎片化结构，既表达了重要的新问题，也表达了针对这些问题的强烈反对。
虽然工会密度和权力有所下降，但它并没有被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组织所取代；与此同时，新的社会运动组织开始表达新的利益。以工会为主的群众利益组织结构，已经被具有更多组织类型的结构所取代，并通过扩大行动范围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不再以面对面的成员团体为基础。
这一转变与几个变化相对应。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工会的衰落伴随着资本的全球重组：各国经济在贸易、投资、生产地点以及更广泛的资本等方面更为一体化。国家经济模式也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政策的转变。政策强调国际竞争力、效率和供应方（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并打破了以维持内需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逻辑下的阶级妥协基础。贸易不仅带来了赢家，也产生了输家，因为许多“好的”工业岗位流向了海外。自动化也使得部分工人成为了输家。由于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来削减劳动力成本，伴随着临时工、兼职和合同工的增长，劳动力变得更加分散，其中许多人不受劳动法的保护，难以加入工会。此外，服务业的增长并没有弥补衰落的工业部门中工会工作的流失。
在这种环境下，工会处于守势。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中，工会的密度和权力的下降各不相同，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的工会化率从高峰期的35%以上急剧下降到2019年仅占私营部门劳动力的6.2%。工会不仅失去了影响力，而且没有被代表工人阶级新面貌的有效组织所取代。
伴随着这些发展，围绕着权利和风险等重要问题——如种族、性别和性权利、核威胁与环境风险等“后物质”利益竞争也在兴起。这些运动与其他20世纪末的社会运动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特别是为有色人种、妇女和性少数群体争取到了权利。但在同一时期，随着劳动力的减少，扩大的法律权利并没有转化为边缘身份群体在物质平等方面的显著收益。例如，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黑人和白人的财富差距急剧缩小，但目前这一差距仍然高于1970年代的不同种族之间的财富差距。为了实现物质上的平等，以权利为基础的运动似乎需要强大的劳动力作为支撑。
就政治组织方面而言，后物质转向的结果是将更大的多元性注入到利益代表的组织结构中，正如政治学家赫伯特·基舍尔特（Herbert Kitschelt）就欧洲政治所指出的那样，这会在政治斗争中注入更多的问题和利益维度。其中一个结果是利益的分化，在美国最初被称为“特殊利益”（special interests）的崛起和突出，在某些圈子中，这个词刚刚“吸纳”了工会。如果这个词有任何价值的话，它反映了在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大联盟，甚至是阶级妥协的瓦解。
正是在这种利益分裂和工会衰落的背景下，大众政治的物质利益维度不再占主导地位，即使经济问题对资本利益和决策者来说是突出的。随着优秀工作的消失以及不稳定的劳动力（尤其是对于有色人种劳工而言）的增加，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子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当工会能够捍卫自己的利益时，未加入工会的人也可以获得成功。
在利益表达的组织结构中，物质主义的主导地位不断下降，加上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经济危机，为“激情”而不是“利益”的政治创造了空间。我们的论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移民和民权运动遭遇强烈反对的故事。相反，它指出了随着工会的衰落而产生的，关于对民主大规模支持的三个变化。首先，工会围绕着一个单一的主导层面组织政治和民众支持，而当代的政治冲突则分散在许多不同的议题维度上。第二，工会作为该冲突一方最重要的群众组织，认为民主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第三，工人围绕物质主义问题提出需求的能力减弱，使得社会更容易被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激情所调动，尤其是被那些经济利益与工人利益相对立的人所调动。
虽然这些趋势在富裕的民主国家都有出现，但美国尤其脆弱。工会化的衰退尤为严重，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衰落”包含了州和联邦层面的反劳工政策带来的彻底破坏。除了急剧的去工会化外，与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持续存在的种族等级制度是“独一无二”的，其社会安全网的薄弱程度也让人震惊。美国经历了早期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大量非白人移民的涌入，这段历史与上述特点相互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的衰落导致了从唯物主义政治转向包括白人工人种族和文化怨恨政治。
民主党和共和党随着这些大众利益结构的变化而发展，他们基于竞争和战略原因的发展，部分反映出了这些变化，部分积极推动了这些变化。共和党从来不是工会的朋友，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工会发起了攻击；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意味着共和党需要通过非经济的政治诉求在选举中获得竞争力。共和党利用并推动了白人、保守派、基督徒对挑战传统身份等级制度的群体进行反击，尤其是在种族、性别、性和宗教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共和党一直在玩“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这后来成了一个大声且公开地宣扬种族和反移民立场的政党，这一战略加倍了共和党日益缩小的人口基础，并为其放弃民主提供了动力。
如此一来，反馈循环变得对共和党有利：随着工会的衰落，唯物主义利益不再以相同的力量被组织起来，共和党可以更成功地在其他问题和分歧上做文章。反过来，它利用其选举成果，通过各州的工作权利法进一步削弱了工会。在关键的“铁锈地带”，工会曾经是主要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现在，剩下的环境中充斥着有助于促进右翼民粹主义的组织，包括全国步枪协会的分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大型教会和美国繁荣协会的地方分会。这些组织，不是围绕着物质主义的分裂来组织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在面对社会和经济变化时调动人们怨恨的激情和他们所感知到的威胁。
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以工资和工会力量为重点的“生产主义”劳工政治模式，而这种模式恰恰可以增强工人的力量。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民主党积极反对劳动力量；在最好的情况下，劳工议程将转向以权利为基础的包容和公平要求，以及“消费主义”政策（例如健康保险条例、资产测查与国家福利计划、税收抵免和消费补贴)。这些消费主义政策针对的是那些不受劳动法保护的人，关注少数族裔和移民的重要物质利益。但这些政策并不影响民众代表的组织结构。它们是资本友好型的；而且，尽管它们使许多选民受益，但它们缺少能够聚合一个“主导联盟的群众组织”的力量和影响力。就阶级关系而言，这些政策不是零和的（特别是如果没有得到税收的充分支持），不会改变权力关系（就像加强工会的政策一样），并且与市场化的经济取向相一致（例如，在针对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华盛顿共识中所表达的那样）。然而在文化关系方面，当消费主义政策被种族化时，可以被视为（往往是不准确的）零和，这往往使这些政策容易遭到反对和缩减。
商业与国家关系，以及富豪政治
民众利益的组织性转变与另一个深刻的转变，即资本的力量相对于国家的力量的增长，交织在一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权力平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选举制度对民主偏好的反应能力下降。事实上，如果资本曾被认为“能够通过确保社会行动的自主领域”从而“防止暴政来抵消国家权力、支持民主”；那么资本现在则有可能夺取和压倒多数人的偏好，同时确保自己的自主权不受国家支配。这并不是说企业或大型资本所有者在意识形态上是统一的，也不是说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处于政策斗争的对立面，而是说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已经增长。
许多研究都指出了现在的资本（无论是其规模还是集中程度）有多么巨大，在美国尤为如此。一般来说，大资本与市场中的垄断力量有关，而对于取缔垄断和监管的民主反应，历来是通过市场力量的角度来评估的。然而，除了市场力量之外，资本的规模也很大，而且集中在整个市场中个别的公司和个人身上；相对于劳动力而言，少数公司和个人在收入中占据了极大的份额。除了市场力量之外，资本的政治力量也在增加，它的工具性和结构性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的变化，加上工会的衰落，改变了资本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
工具性权力是指资本在政治舞台上的行动。拥有大量资本的人现在几乎拥有无限的资源来从事政治活动。长期以来，游说和在政治竞选中花钱一直是政治资本策略。然而，近年来，这些活动的范围已经大大增加，特别是在美国。游说的总花费，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和行业组织，已经膨胀到将近35亿美元（可能还有更多的支出没有被报告）。来自富裕个人和公司的竞选捐款继续增加，最高法院最近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和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McCutcheon v. FEC）两案的裁决提供了新的支出机会，这对政治和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但是，不仅是大资本的政治支出在扩张，它所从事的各种政治行动也在扩大。例如，公司或公司利益通过补贴和动员“草根群众”或制造“基础”来促进优惠政策，使得其优惠政策看似得到了广泛的基层支持。他们还发起州公民投票，召回宣传活动，并为各州撰写示范立法，同时开展活动，“说服”州议会成员支持这些立法。当然，这些活动需要资金；而大资本拥有几乎取之不尽的资源来推进这些活动（Uber有着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对于工具性策略的使用）。
其他因素在因果漏斗的窄端进一步促进和放大了这种工具性力量。其中包括选举制度，该制度规定个人候选人资格取决于捐助者而不是政党融资和权力下放。在这种制度下，公司在许多小池塘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如果前面提到的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促进了企业对候选人的资助，那么这一事实代表了企业资助智库的反馈循环，而智库则促进了保守的司法任命。法院已经宣布公司可以行使个人的言论自由权，不受商业言论的监管。
资本除了在政治舞台上积极行使的工具性权力外，还积聚了深厚的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被动行使”。结构性权力指的是国家对资本投资的依赖，进而对增长、就业以及税收的依赖。当然，关键在于它转变为政治权力的方式。它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强烈影响，为投资提供有利条件。这种依赖性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显然并不新鲜。传统上，资本的结构性权力被认为不依赖于垄断权力，因为公司和金融家可以通过市场信号协调他们的经济决策。然而，企业集中度的提高使国家特别依赖少数经济行为体，这些经济行为体因此可以发挥强大的市场力量，从而以更高的方式影响政策。或许这种力量最引人注目的例证是对 2008 年金融、住房和失业危机后推动政策的银行“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的分析。
除了纯粹的规模之外，全球化也对企业的政治权力产生了影响。如果说传统的结构性权力与资本罢工或不投资的威胁有关，那么现在企业也可以利用场地购物的威胁：例如将业务转移到海外，甚至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或州。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有权影响就业机会，并可以对监管他们的努力构成威胁。全球化也为他们提供了几种策略，以保护他们的收入不受税收的影响，并通过剥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推行民主的流行政策。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大资本和全球资本如何将其权力关系转移到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它应该被理论化为一种承担管理职能的私人权力。它对税收、企业补贴和支出重点产生了巨大影响，几乎影响了所有实质性领域，包括福利和社会支出、气候变化、国防政策等。国家与市场的边界一直存在争议的。但重要的是，要划清利害关系，认识到随着“垄断政府”的兴起而发生的变化。其结果是破坏了任何意义上的民主代表制，即政府对拥有平等投票权的公民做出回应。资本能够对影响力的规模施加很大的影响——民众的偏好和实施的政策之间出现了有据可循的巨大分歧，尤其是在涉及到影响经济不平等问题时。
技术加剧了这两种趋势
正如人们广泛讨论的那样，技术给民主带来了许多挑战。隐私、监视和算法控制只是技术对我们民主公民的标准概念所提出的挑战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我们关注的是它进一步推动了上述两个广泛的因素：技术加强了利益代表的组织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前沿的、全球部署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体现了政府和资本之间权力平衡的转变。
技术以三种显著的方式加剧了利益代表组织结构的变化。
首先，它进一步削弱了工会的权力。自动化一直是工业部门缩减规模的主要驱动因素。此外，技术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不断增长的、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非常强大的部门，通过对分包、外包、独立承包和零工的使用，推动了雇佣关系向碎片化的工作场所发展的趋势。智能手机技术和数据分析是扩大平台工作的关键，而高科技企业文化的“颠覆性”精神则以自主性、灵活性和创业精神为噱头来推销临时工作。除了许多平台的报酬往往勉强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线，工人缺失福利或劳动法保护之外，这些公司还与工会对抗。而且无论如何，许多工人是分散的，难以被组织起来。数据分析也使及时排班成为可能，受到影响的工人没有稳定的工作时间，甚至没有同事，这使得组织工作变得极其困难。技术也创造了监测工作节奏的新手段，更普遍的是，通过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活动跟踪工人，并使用算法来识别甚至“预测”那些被认为可能是工会支持者或成为组织者的工人。
其次，社交媒体的兴起带来了新的互动方式，在表达诉求和赢得实质性的政治让步方面，这些方式可能会构成低效的民众参与方式。一方面，社交媒体可以鼓励沟通，从而促进组织、集体行动和筹款。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取代对强大、稳定、政治上有效的组织的需求，转而支持“点击率主义”、人群动态或不同类型的个人化行动。社交媒体可能会促进抗议，但也会阻碍组织的发展；而组织的作用是保证个人的持续参与，以在政策过程中提供代表。虽然互联网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民主化的技术，但它显然已经成为了一种能有效地破坏民主的技术，影响着社会态度，甚至播种“混乱”，破坏对民主的支持和信任。正如凯文·芒格（Kevin Munger）所言，过去人们必须通过公民社会机构，如商业机构、媒体或宗教组织来获得影响力，而社交媒体使数百万被疏远以及出于各种原因，心怀不满的人能够直接与精英和数百万其他大众沟通。
第三，许多种类的科技公司就像公用事业公司（例如，互联网供应商、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云存储的所有者），但对于这些行业的监管还处于起步阶段或根本不存在。其结果是，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被私有化，由追求利润的公司管理。正如José van Dijck和Thomas Poell所说，社交媒体代表了一种社交形式，它正从公共空间向企业空间转移。私营企业管理着互联网上的言论，影响着沟通和信息的渠道，并创造了连接群体。美国的分析人士倾向于将“多元主义”视作在政治领域行动的利益集团自下而上的“自发”创造。然而，比较主义者从他们对“社团主义”的分析开始，早就认识到外部角色的作用。政府常常对团体中成员、组织的塑造形式和其活动进行规范。社交媒体使用算法来构建群体，通过算法将人们联系起来，从而创建“社区”。因此，私人资本，特别是一小部分科技公司以这种方式调节了利益制度。
技术也改变了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平衡。这一行业具有网络效应和赢家通吃的特征，因此它高度集中，最大的公司有着前所未有的规模。五大巨头(谷歌/Alphabet, Meta/Facebook，亚马逊，微软，苹果)目前是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种资本的集中，扩大了这些公司使用结构性和工具性权力的能力。
此外，鉴于科技行业的不断创新具有独特的速度和复杂性，即使是一个有意愿的政府也难以赶上其更新并对其施加监管。而且，技术的影响并不限于科技部门本身。例如，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中被埋在最底层，这使得监管更加困难，并有助于经济的金融化；这反过来又对财富的分配产生了影响。由于监管能力有限，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政策制定边界已经转移。
美国民主的未来
这一分析将对民主的威胁置于一个更大的结构框架中，并向我们揭示造成民主危机的相互关联的原因。分析还指出美国在应对这一威胁的结构性根源方面存在的障碍。
我们已经强调了工业时代末期对民主构成挑战的政治经济因素。事实上，这些因素在所有先进的民主国家都存在，其中大多数国家出现了反对进步的、反民主的时刻。与其他大多数先进的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民主受到了异常强烈的威胁，这与我们所强调的结构性变化的强烈的形式相一致。民众政治组织结构的转变或许走得最远，反映出工会的急剧下降和其他利益组织的崛起，从而影响了政治斗争主要分裂的转变。此外，国家资本的转变也特别值得注意。美国国家传统上对资本开放并被资本渗透，但是，由于美国资本极其庞大，而且是全球性的，资本获得了更多的相对权力。除此之外，更多美国特有的因素进一步解释了美国民主所面临的激烈挑战。
在直面这些挑战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难改变，不太可能因为政党竞选信息的调整，或针对网上错误信息的事实核查而改变。但是，只要认识到它们的长期结构性根源，改变或许是可能的。改变可能尤其依赖自下而上的新策略来促进民主动员和领导，以说服政治家、司法部甚至法院捍卫民主。首先要应对近期挑战，但也要创造从长远看来支持民主的社会经济条件。
我们认为，在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为社会契约提供了保障，并促进了支持性正和（positive-sum）联盟的形成。在这种环境下，工会是聚合和表达大众联盟利益的主要组织，在支持民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后工业化时期，共和党积极通过政治决策“直接”削弱工会；但作为经济政策的副产品，工会也遭到了“间接”削弱。而民主党政府有时也采取这种政策，关键的支持民主联盟已经分崩离析。
拜登政府最近转向支持工会的方向，朝着建立广泛民主联盟的方向迈出了正确的一步（尽管国会最终可能会扼杀哪怕是最渐进的劳工立法）。无论如何，现实情况是，在后工业时代工会不太可能重新扮演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在这个时代，反劳工政策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劳动力结构也随着全球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为跨越许多分散利益的大规模民主联盟建立一个组织基础——这个联盟要明白，在美国民主制度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最佳机会，能够在经济和种族等方面推进平等。目前还没有清晰的路径来实现这一结果，但第一步是要先明确认识到这一点。
